川剧步入史志堂

具有上下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，很早以前就有“盛世修志”的文化传统。如果从我国最早的全国性区域志《禹贡》，算起，它已经有两千多年的历史。就文化艺术志书而言，东汉班固《汉书》十志中，便开始出现《礼乐志》、《艺文志》两种与文艺有关的专志。

川剧艺术同其他地方戏艺术一样，是中国戏曲体系的组成部分，是集音乐、歌舞、文学与绘画于一体的综合艺术，在我国史志领域里，应当占有一席之地，然而，纵观川剧艺术形成以来编修的各种志书，都不曾有过它独立的篇幅，更没有一部完整的《川剧志》。历史留下的这种缺憾，自然有其久远的社会原因。

优伶难登“大雅堂”

从事艺术演唱的演员和乐员，旧时被称为“优伶”或“倡优”，虽然，其得名之初，这些称呼并不含什么贬义，后来，由于宫廷王室一些士大夫阶层的人，逐渐把这种职业和从事这种职业的人视为“下贱”，优伶开始遭受歧视。早在汉代就有人说：“固主上所戏弄，倡优蓄之，流俗之所轻也”（《汉书.司马迁传》引《报任安书》）。在明代出现“川戏”以后，就连从事“雅曲”创作的戏剧家陈铎，也填就《嘲川戏》一曲，对当时演出于金陵（今南京）的“川戏”加以讥讽，嘲笑那些唱“川戏”的人“不知羞共耻”（见《学林漫录》第一辑王利器《明代的川戏》引环翠堂刻本《精订陈大声秋碧轩稿》）。成篇于清末宣统年间的《成都通览》之《成都之优伶》里，仍然说是“伶人，土名‘戏子’，又名‘脚色’又名‘戏娃子’，具有一种俗不可耐之性质”。进入民国时期，戏曲艺人遭睥睨、受凌辱的事更是屡见不鲜。

正是由于这些社会偏见历代相沿，致使戏曲艺术、乃至整个戏剧艺术，在不少人心目中地位低下，在我国历代的“正史”和现存的八千五百多种地方志里，关于戏剧艺术(及其萌芽状态)的记述绝少篇幅，被视为“大雅之堂”的史志领域，也未能给戏剧艺术提供应有的容身之地。直到宋人欧阳修编修的《五代史》里，才首次出现《伶官传》，记述了唐末五代时期一些伶人的活动。但是，编修者在这部“正史”中设置《伶官传》的主要目的，还在于让后世记取唐庄宗被“数十伶人困之，而身亡国灭，为天下笑”（《五代史.伶官传叙论》）的历史教训，更把伶人视为祸国罪魁，并无意反映那时的乐舞和戏剧艺术的面貌。在汗牛充栋的众多地方志书中，即使有一些关于戏剧艺术的零星内容，也往往羼杂在“风俗”、“会集”、“迷信”等篇中偶尔得到记述，笔者通过辑录《四川戏曲史料》的过程，更加感到了这一点。

从古至今。中国从来没有过一部官方编修或学者组纂的戏曲志，而仅仅作为一方之戏的川剧，在史志领域里的地位，当然更次于广义的中国戏曲而被长期摒拒于“大雅”堂外。历史留下的这片空白，应该由社会主义新一代来给予填补。

翻开修志新篇章

戏曲艺术的境遇，自解放以来起了根本的变化。戏曲剧团和戏曲艺人的面貌随着整个中国戏曲地位的提高，在华夏民族文化殿堂，乃至在国际剧坛上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，川剧艺术也在这一历史性变革中，得到了进步和发展。

在此前提下，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于1959年4月29日在全国政协举行的茶话会上提出：“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”。他首先用川剧引出“开场白”说：“陈毅同志喜欢用《秋江》里的一句台词，说过了六十岁又是一个新花甲。老道理新解，很好。”接着，周恩来总理又讲到了京剧，他说：“希望过了六十岁的委员都能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留下来，作为对社会的贡献。这是从已故的程砚秋同志那里得到的启示。程砚秋同志的艺术修养很高，……在旧社会，他是孤身奋斗出来的，养成了洁身自好的风气，不大收徒弟，因此他的唱腔流传不广。解放以后，我曾劝他收徒弟。今年纪念他逝世一周年时，算了一下，他的徒弟不过十几个。程派唱腔又难学，徒弟们还没有学得好，他就去世了，录下来的唱片也不多。从这个问题联想到，凡有一技之长的老年人，总是多给社会留下一些东西好。”在这里，周总理实际上提出了有必要编修戏曲志书的问题。他在以下的讲话中，又以我国近代历史阶段中具体的人和事为例，强调了应当尽早搜集失载史料的重要性和迫切性，并且明确指示：“现在当然首先要研究现实问题，反映新的情况，但对过去的东西也要研究，新的东西总是从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。过去编的府志、县志，保留了许多有用的史料。……有些东西不赶快记载下来就会消失。从最落后的到最先进的都要记载下来”。

就在周总理这次讲话之后，中央成立了“方志小组”，负责具体指导和部署全国修志工作，不少地区积极行动，开始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纂工作。遗憾的是，这项方兴未艾的全国性宏伟工程，由于1966年开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而被迫中断了。